人民币近期升值势头强劲。12月16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来到7.0417，创下2024年10月来新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7.04，最高报7.0374，同样触及阶段性高点。这已是人民币汇率连续两日刷新纪录。
美元弱、结汇旺、预期稳，构成本轮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动力。展望未来，国际收支结构的根本性改善和宏观经济长期向好是人民币稳定的核心支柱。分析人士同时强调，人民币升值过程将是渐进的、温和的、有管理的。从政策基调来看，人民银行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形成强烈的单边预期。
将围绕7.0关口双向波动
12月16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7.0602元，相较前一交易日中间价7.0656元，调升54个基点。截至当日16时，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分别报7.0421、7.0379，日内分别涨0.09%、0.08%。
12月以来，人民币连续升破7.07、7.05多个关口，月初至今涨幅接近0.5%。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2月12日更新的数据显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报97.71，按周涨0.06，BIS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报104.28，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报92.19。
谈及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上行的原因，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首先是12月11日美联储降息前后，美元指数持续下行，跌破100，这带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普遍出现一个升值过程。其次，年底临近，企业结汇需求增加，也会带动人民币季节性走强；特别近期人民币持续走强后，前期累积的结汇需求有可能在加速释放。
王青指出，数据显示，12月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17个基点，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保持稳定，中美利差“倒挂”幅度反而有所扩大。这样来看，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与中美利差走势关系不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溟进一步表示，从内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吸引力构成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撑，特别是经济数据边际改善与政策预期升温，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支持。出口展现出超预期韧性，前11个月中国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资本市场的亮眼表现也吸引外资持续流入，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国债的持有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些因素都直接增加了人民币的买盘力量。
展望未来人民币的长期走势，其基础更实、有利因素更多。“国际收支结构的根本性改善和宏观经济长期向好是人民币稳定的核心支柱。”庞溟分析，一是“内生动能+政策合力”，中国经济韧性与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叠加资本市场与消费修复，是支撑人民币资产价值和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二是“利差收敛+美元走弱”预期，若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中美短端利差有望进一步收敛，外部约束边际缓解；三是“结售汇结构改善与国际化推进”，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与来华证券投资净流入，共同构成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结汇率上升、购汇率回落与离岸央票常态化发行，改善供需并提升汇率弹性与韧性。
随着人民币强势走高，市场对于年内“破7”的讨论热度渐高。对此庞溟强调，应置于“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框架下理解。当前，人民银行的调控目标并非引导汇率单向快速升值，而是强调与经济基本面匹配，明确释放了防范单边升值预期的信号。因此，尽管年底在结汇需求与外部因素叠加下，汇率存在阶段性、短暂突破7.0关口的可能性，但预计年内汇率中枢将围绕7.0关口双向波动、稳中偏强运行，出现单边行情的概率不高。市场的理性预期将从“能否破7”转向“如何在合理区间内实现动态平衡”。
有望实现“温和升值”
临近年末，针对下阶段金融工作部署陆续展开。货币当局如何引导人民币走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2026年的汇率政策指明了方向。
人民银行在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对此进行重申并强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持续建设和发展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涉及货币政策等表述与历年有所不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已连续四年被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庞溟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核心内涵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增强汇率弹性与韧性，同时防范超调风险，防止单边预期和汇率大起大落，以更好地稳增长、稳预期与服务实体经济，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
接下来，庞溟预计人民银行一方面将“完善预期管理与工具组合”，继续用好中间价逆周期调节、离岸央票、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参数优化等工具，对市场超调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国际化稳步推进”，扩大本币结算场景与金融产品供给，提升离岸市场流动性与定价效率，平抑短期波动、夯实长期基础。
同时，汇率运行的主基调有望实现“温和升值”。“在美元结构性走弱、中国经济内生动能逐步修复的基准情形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望延续偏强走势，但人民币升值过程将是渐进的、温和的、有管理的。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既要顺应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升值压力，又要通过预期引导和适度干预，平衡好汇率升值与出口竞争力、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避免形成强烈的单边预期。”庞溟说。
